当福建人遭遇刚果金，你卖给我还是我抢了你
游行示威在金沙萨很常见，但这一次，骚乱矛头开始指向中国商户。而同一个街区的印度人商店，距离被抢的中国商店仅有四百米，“他们没有被抢，一点事（都）没有。”
自述
过去四年，我曾深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诸多角落：赞比亚的卢布韦平原、乌干达托罗罗的乡村，让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约翰内斯堡，湿热的达累斯萨拉姆，凉爽怡人的基加利……我在那里追逐中国工人和投资者的踪迹。但我一直在寻觅去刚果金的机会。
去刚果金！这国名就让人感觉高深莫测。这片雨林同样提供了非洲历史上最丰饶的苦难，至今依然在暴力和无序中挣扎。但是，这并没有挡住中国人全球化的步伐。
我所见的每个中国人，无论是在叛军出没的丛林里淘金的湖南人，还是在金沙萨贫民窟里卖小商品的福清农民，或者在战争中适应全球化生意规则的甘肃老板，无一不是全球化时代最大胆的中国人。连一向形象保守的中国国有企业也不能免俗。
此文为连载第一篇。
刚果纪事的红与黑
旱季临近尾声，我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（Dar es Salaam）弃船登岸， 像突然被扣到冒着热气的蒸笼里，赤道阳光令人眩晕，我心情败坏，顾此失彼。
如果不是偶然撞到了这个城市最隐秘的一面——这也正是我2015年在非洲大陆奔波捕捉的对象——我宁愿在凉爽的印度洋上游荡，永远忽略达累斯萨拉姆港。
那是两周后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卢旺达西部山地，我坐在舒适的旅行大巴里休息，大巴在群山间七弯八拐，窗外苍绿的咖啡种植园和茶园赏心悦目，火山不时掠过，在绿色的尽头冒着白烟。
大巴终点是吉塞尼（Gisenyi)——这是卢旺达即首都基加利(Kigali)之后的第二大城市，我在此过境，是准备去它对面的糟糕邻居——100万人口的刚果金城市勾马。
越接近吉塞尼，我越紧张。我并非担心那被战地记者渲染过的混乱——因为我对安全并没太高期许，反而，不确定性才是焦虑的源头。此行甚至能否到达勾马，我也不能确定——我揣着一张过期的签证。两天前，在基加利的刚果金使馆，我还没来得及行贿，护照就被签证官从窗口扔出去了。
我试图向大巴乘客打听边境的情况，发现卢旺达人依旧在语言的缝隙里挣扎——卢旺达官方正在学校里推广英语，三年前，因与法国不睦，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教学语言，但普通民众仍继续使用法语。
谢天谢地，塞巴斯蒂安救了我。他是大巴里唯一能听懂我的人。
● ● ●
“我叫塞巴斯蒂安，坦桑尼亚人。”他介绍自己。
“太棒了，我刚去过达累斯萨拉姆。”
“真的吗？我也是三天之前过来的。”
塞巴斯蒂安25岁，拥有本科学历，身高175厘米，有着长跑运动员一般的身材，他的故乡在坦桑尼亚第二大城市阿鲁沙（Arusha）——在那里可眺望到乞力马扎罗山的雪。一切让人羡慕，除了他的职业。
“没签证能去勾马吗？”我问他。
“没事的。我也没有签证，20美元就能搞定。”他满不在乎，“你来自哪里？”
“中国，我生活在北京。”
“为什么要去勾马？”
我拍了拍自己的登山包，“去看火山。你呢，你们坦桑尼亚人为什么来这里？”
他没有回答我。几分钟后，他挪到我左手边的座椅上，没有征兆地从裤兜里摸索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纸，揭开，十几颗红色、绿色、紫色的石头露出来。仿佛一个瞬间建成的宝石国际交易市场。
△塞巴斯蒂安正在兜售宝石
他给我细数颜色各异宝石的名称和价格。“一克原石，在吉塞尼，一般以15美金出售。经过加工后，可以打造成项链和戒指。在北京，听说可以卖到100美元。”
我这才明白，他为什么对“北京”如此着迷。“我们的顾客都在北京和曼谷，”他自信地判断，“没有谁来勾马旅行过。我见到的中国人都是过来做生意的。你愿意出多少钱？”
我再次提醒他我的登山包。他不为所动，劝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。
可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的故事，谁愿意带着一堆宝石前往全世界风险最高的地区呢？他叹了口气，很惋惜，“你对宝石真的什么都不懂啊。”
不知道是想继续劝我，还是打发旅行的无聊，他讲了这些宝石的来历。那有我熟悉的北京，去过的达累斯萨拉姆，将去的勾马。这简直就是为我这样的背包客，不，记者量身定制。我一直在此地搜寻的，就是能将北京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线索。
塞巴斯蒂安是位标准“血钻”走私商。依照的定义，被社会普遍不承认的非组织出产的钻石，被称为“血钻”。而刚果金东部则是“血钻”的传统产区。
塞巴斯蒂安是“血钻”行业新手，一年前才入行，不过，他显得非常老练。最初的两个月，他一直待在勾马的矿山里，两次被AK47顶着胸口。“都是M23（刚果金政府叛军）的人。”他说，“他们比刚果金政府恐怖多了。”
为了保障宝石安全，塞巴斯蒂安招募的矿工均来自坦桑尼亚。在“血钻”利益链上，矿工远比走私商人危险。宝石藏在地下，而刚果金雨林没有道路，现代挖掘设备无法进入——为遮人耳目，矿老板也避免使用这些设备——宝石只能让矿工一铲一铲去挖。
塞巴斯蒂安不记得多少次目睹过死亡，“挖着挖着就塌方了。”
现在，新兴经济体的繁荣进一步拉动了北京和曼谷对炫耀性消费的需求。因此，塞巴斯蒂安比以往更忙，每月，他要乘大巴往来勾马和达累斯萨拉姆三次。“血钻”在达累斯萨拉姆“洗白”，然后出口北京和曼谷，堂而皇之出现在奢侈品商场，等待亚洲新富阶层。
“你没有坐巴士是对的，需要三天。非常难熬。”他说。
我专注和塞巴斯蒂安聊天。突然，隔着全封闭的车窗，震耳的歌声穿了进来，吉塞尼到了。在车站对面的商铺门口，五个彩色纹身的彪形大汉人热情地和塞巴斯蒂安拥抱。
“这是我的中国朋友。”塞巴斯蒂安向他们介绍。此前，我们已经交换了Facebook账号。
△卢旺达和刚果金边境
我们在夕阳里告别，他这才告诉我，去勾马为什么不需要签证，“从旁边的一座山里绕过去，给刚果金警察20美金。”那是条走私者的通道。
不过，连这二十美元我都省下了。
我微笑着走向海关。 三分钟后，成功抵达勾马。我选择的方法是——用圆珠笔给自己的签证擅自延长了三十天。造假水平实在拙劣，堪称非洲完美的“中国制造”，不过，“中国制造”这次没让我丢脸。
当然，我还得感谢刚果金官员专业的敷衍塞责。
2015年春节后，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（Kinshasa）一家闹哄哄的华人旅馆里，我遇到采金者蔡今生和他的同事们。他们刚度过悲喜交加的2014年。
“挡风玻璃的碎片，‘嘭’的一下。”蔡今生咕哝着一口湖南浏阳方言，向我讲述2013年9月，他和四名同事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布尼亚（Bunia)的丛林里遭到叛军伏击的经历。枪击后挡风玻璃的碎片在他额骨撞出一角硬币大小的凹洞，“这里中了一枪。”他指向自己的右手，踝骨上的枪痕，很像烫伤的伤疤。维和部队的印度医生医治了蔡的外伤，但是，坐在他身边的福建同事却中枪去世。
尽管“幸运”的是，在过去的2014年，蔡和中国采金工并没有被枪击。但由于涉嫌非法采金、向反政府军提供资金，2015年除夕前一天，蔡和其他39名中国人在东方省首府基桑加尼（Kisangani）被扣押了。
当日，刚果金中央政府调动一架军用飞机，将其遣送至金沙萨的刚果金安全部。
△红色建筑为刚果金安全部，湖南浏阳和广西上林采金者被羁押于此
蔡今生已在刚果金东北部城市布尼亚工作四年。据联合国估计，自1998年以来，由于赫马人与冷杜人之间的种族冲突，这片地区已有六万多人丧生，其中而且还伴随着有组织的强奸、谋杀以及“当面嗜食人肉”。
至今，这片区域还在暴力和恐怖中挣扎。“叛军多如牛毛，拿两把菜刀就是叛军了，”中国大使馆官员陈燕彬如此介绍。
而另一方面，布尼亚黄金储量诱人，滋养着各路叛军。大胆的中国采金者也被吸引，他们多来自湖南浏阳和广西上林，据陈燕彬估计，这个群体已发展到300人左右。
两天后，在金沙萨南部优落（Yolo）区，我在马路上看不到头的垃圾中迂回，终于找到张二妹的杂货店。
春节前，她家也遭遇不幸。那天是2015年1月19日，贫民窟里的邻居在她家杂货店打了两个洞，价值10多万的电器、五金等一抢而空，连厕所里的马桶也被撬走。
而这爿杂货店，原本是寄托着一家四口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。
当时，刚果金选举丑闻引发街头抗议（编者注：自2015年1月19日起，刚果（金）首都金沙萨市接连多日发生骚乱及示威活动，抗议现任总统卡比拉通过选举法修正案，，使其在明年12月19日任期届满后能够继续执政），众多中国商店都成了牺牲品。
金沙萨50多家福清（福建省福州市辖的一个县级市）商店被洗劫一空。它们多位于不通水电、垃圾塞路的贫民窟。在刚果金，据称有6000多福清人，他们不仅在贫民窟开商店，在雨林里，也能见到他们不分昼夜销售“中国制造”的身影。那些地方，只有坐船或者骑摩托车才能抵达。
针对中国商店的骚乱让中国官方不安，这是中国与刚果金建交65年来遇到的首次骚乱；四天之前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还在金沙萨访问。
● ● ●
寻找张二妹的家时，我费了好些功夫，不得不在垃圾塞路的贫民窟里左躲右闪。
他们一家四口经营的Muhua商店位于一个人流密集的路口。骚乱过去一个月，依然没有恢复营业，大门紧闭。
在这间80平米的屋子里，货架上空空荡荡，没有电，窗户都被封死，只剩下货架立在四周的墙壁上。刺耳的摩托车声不时从街边传来。
我和她聊天时，张二妹站在房子中央，这位福建女性身材矮小，单薄，她说起骚乱的情景，并不忧伤。她以一种与己无关的口吻来讲述那天的遭遇，却更加让我感受到她的无助。
△张二妹的商店
△被洗劫后的货架
和她说话，我不得不依靠一名她的福清同乡。我不懂法语，在金沙萨的采访大多依赖翻译。然而我却没料到，在和中国人说话的场合，有个翻译也是如此必要——这位农村女性不会普通话，刚果（金）是她第一次走出福清。
“我们也知道前一天有人上街了，但是货都在这里，就把门关了，货还留在这里。”她说。中国产的水壶、电风扇、拖鞋，几乎是这个家庭所有的家当。
但是，第二天早晨，1月20日11点，游行的人试图打开商店的铁门。他和丈夫姚木华、媳妇一起堵住了门。两小后，墙上却被挖了个洞。所有囤货被一抢而空。幸运的是，姚家三口撤到二楼，被及时赶到的福建同乡营救了出去。
这时，陈燕斌在大使馆内也接到不少求救电话，“好多人用福清话说的法语地名，我实在是不知道。”
一星期后，张二妹一家不得不重返Muhua商店。这是一家四口所有的家当。“不甘心回去（福清）。”她解释。
她的丈夫在老家开摩托车，一年只能挣两三万人民币。 她家去年才搬到这个被抢的商店，房子是他们帮助黑人房东盖的，花了十几万。如果返乡，就意味着前功尽弃。
刚果金到底有多少福建人？中国大使馆也不清楚。福建商会估算，大概在六千人左右，均来自福清的江阴和新厝两镇。这意味着，刚果金的华人其实一半来自两个中国沿海乡镇的农民。
△金沙萨贫民窟里的中国商店
福建自古就有出洋闯世界的传统。和其他中国地区相比，不少福建人信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哲学。他们并不强调教育，相反，父母灌输观念是，很多还在学校就读的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去海外闯荡，在全世界开小卖部。
但是，经济压力也不得不让年轻一代去海外寻找出路。严延平34岁，他于2008年来刚果金。他24岁结婚。那时，江阴农村彩礼6.8万。“现在，聘礼涨到56.8万。如果在国内工厂打工，去哪挣这么多钱娶媳妇？” 他问我。
不过，这也客观上造就了一批中国全球化的功臣，他们为廉价的中国制造在全世界开疆拓土。我不仅在刚果金的贫民窟里遇见过福建人，2008年6月，在丹麦西部一个偏僻海港城市，我也见过他们的同乡。
听严延平讲他自己2008年在赤道省开小卖部的经历，让我想起《大河湾》，那是奈保尔的作品，讲述殖民地时期基桑加尼发生的故事。一百年前，在基桑加尼开小卖部的希腊人，也从金沙萨进货，依靠刚果河的船运，贩卖到基桑加尼。货物足足要在刚果河上待一个月。
历史在这里停滞了一个世纪。
● ● ●
2008年，严延平打算在赤道省省会姆班达卡开商店。他坐先从金沙萨飞过去，在姆班达卡也足等了一个月，直到把市中心商店建好，货这才到。他告诉我，在刚果金，福清人从发货到收货，最长纪录达6个月。
交通足以反映刚果金的失败程度。那时，“上飞机前，我们每个人领了一件雨衣。我们不知道这是干嘛？到了空中，不得不穿雨衣，因为外面下大雨，机舱里下起小雨。”严说。
飞机都是50年代在俄罗斯使用过的机型，驾驶员也来自那里。俄罗斯人很享受飞行的过程。有次，起飞前，严看见他们在驾驶舱里吸烟。有时，飞机降落在雨林里的小城，刚果金农民牵着羊一起进了飞机。
我对这些故事有些半信半疑。不过，英国报纸的两则报道让我相信了中国人的遭遇。2014年，一架飞机在勾马坠毁。调查发现，事故起因是有名乘客把藏在袋子里的鳄鱼带上飞机，在空中，鳄鱼挣脱束缚，受惊吓的乘客在机舱四处逃避，飞机最终失去平衡；2012年，刚果金的飞行员被发现使用谷歌地图导航。
福建人似乎并没有被吓倒。他们一边品着福建功夫茶，一边讲述着惊心的故事。越来越多的江阴人来到刚果金开商店。竞争日趋激烈，后来者只能把商店开到贫民窟，或者雨林里的小镇。从最近的城市过去，只能骑摩托，一周后可达。
不过，这场骚乱却让他们感觉到不祥。
游行示威在金沙萨很常见，但这是第一次针对中国商户的骚乱。在同一个街区的印度人商店，距离中国商店“Henghua”仅仅四百米，“他们没有被抢，一点事（都）没有。”
在骚乱的前一天晚上，一则关于“48名刚果人在广州被打死”的谣言在金沙萨被广泛传播。以至于“大使馆最后还到电视台上正式辟谣了。”陈燕彬透露。
而在此之前的两党电视辩论里，福建人经营的商店，已成为辩论的议题之一。根据刚果金的法律，外国人不准从事零售业。而福建人则再次打了擦边球。
多年前，在福建人大规模进入之前，大部分中国商店挂靠在一位名叫“徐军杰”的宁波人名下，据说徐军杰的刚果金妻子，是位级别很高的官员。他经营了一家代理公司，专门帮助中国商店处理税务和法律问题。
后来，由于中国人一再打擦边球，零售商品，导致金沙萨20多家福建人商店被查封。徐退出“代理”行业，这块“灰色业务”也很快被其他中国人接手了。
编辑：沈燕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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